引用本文： 劉建平, 付茂勇, 夏娟, 張永恒, 龔晟, 郭宇龍. MTA1、VEGF-C在食管鱗癌中的表達及與淋巴管生成的關系.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6, 23(3): 268-273. doi: 10.7507/1007-4848.20160063 復制
食管鱗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是我國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之一，浸潤與轉移是引起ESCC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嚴重危害人民健康[1]。目前研究提示食管鱗癌早期主要通過淋巴道轉移，因此探討影響食管鱗癌淋巴管生成的因素及淋巴道轉移的分子機制對腫瘤診治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血管內皮生長因子-C（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s C，VEGF-C）是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家族的新成員，目前研究發現VEGF-C參與多種惡性腫瘤的淋巴管生成，導致腫瘤淋巴結轉移，進而影響惡性腫瘤的預后[2]。腫瘤轉移相關基因1（metastasis associated gene 1，MTA1）在整個腫瘤轉移相關基因家族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既往對MTA1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腫瘤血管生成方面，提示MTA1在腫瘤血管生 成、促進腫瘤侵襲及轉移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其在腫瘤淋巴管生成中的作用尚不清楚[3]。因此，本研究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法對遂寧市中心醫院胸心外科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107例行食管鱗癌切除術患者的組織標本進行MTA1、VEGF-C的檢測，探討MTA1、VEGF-C在食管鱗癌淋巴管生成、淋巴結轉移中的作用及其二者之間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收集遂寧市中心醫院胸心外科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107例行ESCC切除術患者的食管癌組織和56例正常食管組織的石蠟包埋組織樣本。每例術前均未行放射治療、化學治療、中醫中藥治療等任何治療，亦無家族史。術后病理均證實為食管鱗癌。同時收集每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并依據2009年AJCC/UICC第7版食管癌分期標準進行TNM分期及腫瘤分級。107例ESCC患者的臨床資料見表 1。
表1
107例食管鱗癌患者臨床資料（1.2 主要研究試劑及來源
（1）鼠抗人腫瘤轉移相關基因1抗體：MTA1 (A11)，sc-17773，Santa Cruz Biotechnology，Inc； （2）兔抗人血管內皮生長因子-C抗體：VEGF-C(H-190)，sc-9047，Santa Cruz Biotechnology，Inc；（3）鼠抗人CD34免疫組織化學單克隆抗體：福州邁新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Kit-0004-2；（4）鼠抗人D2-40免疫組織化學單克隆抗體：福州邁新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5）EnvisionTM試劑盒及顯色劑：Dako REALTM EnVisionTM Detection System，Peroxidase/DAB+，Rabbit/Mouse.Code K5007；（6）其他：免疫組織化學常用試劑。
1.3 實驗方法及免疫組織化學結果評定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步驟：首先將石蠟包埋組織切成4 μm切片，保存于4℃冰箱中；再脫蠟和水化；3%過氧化氫溶液避光封閉20 min，再用蒸餾水洗5 min×3次；然后抗原修復：將盛有0.01 mol/L檬酸緩沖液（pH 6.0）的塑料切片缸放入微波爐中預熱 10 min（中高檔）；放入切片后微波爐抗原修復： 20 min（高火），10 min（中高火），自然冷卻至室溫；磷酸鹽緩沖液（PBS）洗滌，5 min×3次；再滴加第一抗體，放置于濕盒內，37 °C培養箱孵育1 h，置入4°C冰箱過夜；PBS洗去未結合第一抗體，5 min×3次；再滴加第二抗體（即EnVision試劑）；放置于濕盒內，37 °C培養箱孵育1 h；PBS洗滌5 min×3次；甩去切片上殘余PBS液，滴加DAB液顯色，顯微鏡下觀察并適時終止染色，最后放置于蒸餾水浸泡的切片架；蘇木素復染3 min，鹽酸酒精分色，流水沖洗10 min返藍；按次序經85%、95%、100%、100%梯度酒精，各浸泡5 min脫水；最后用環保封片膠封片。
對照設置：以PBS代替一抗作為空白對照；采用明確陽性表達的乳腺癌組織作為陽性對照。免疫組織化學結果的判定分別由兩位高年資病理醫師獨立完成。根據陽性細胞所占比例記分：0分≤5%， 1分為6%～25%，2分為26%～50%，3分為51%～ 75%，4分為76%～100%；按顯色強度記分，0分為無信號，1分為淺黃色，2分為棕黃色，3分為黃褐色。然后進行綜合評價：以陽性細胞所占比例記分與顯色強度記分的兩項乘積再進行評分，將乘積0～1記為0分，2～4記為1分，6～8記為2分，9～12記為3分，≥2分為高表達，<2分為低表達[4-5]。
1.4 統計學分析
應用SPSS 13.0統計軟件分析實驗數據，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四格表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3組以上計數資料采用Kruskal-Wallis H檢驗；MTA1 和VEGF-C表達的相關性采用Spearman秩相關分析。計量資料兩樣本均數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
2 結果
2.1 免疫組織化學陽性表達特征
免疫組織化學實驗結果提示：MTA1蛋白陽性信號定位于ESCC細胞核，見圖 1；VEGF-C蛋白的陽性信號定位于ESCC細胞質，見圖 2；D2-40顯色主要集中于ESCC腫瘤組織周圍的細胞間質，見圖 3。
圖1
MTA-1在食管鱗癌中的表達，陽性信號主要位于細胞核
注：A為MTA-1在ESCC低表達 ×200；B為MTA-1在ESCC高表達 ×200
圖2
VEGF-C在食管鱗癌中的表達，陽性信號主要位于細胞胞漿
注：A為VEGF-C在ESCC低表達 ×200；B為VEGF-C在ESCC高表達 ×200
圖3
D2-40在食管鱗癌中的表達
注：A為D2-40染色陽性的淋巴管主要位于腫瘤旁間質內，形態較不規則 ×100；B為淋巴管D2-40染色為陽性，而其旁靜脈壁D2-40染色為陰性 ×200
2.2 MTA1、VEGF-C在正常食管和食管鱗癌中表達及與食管鱗癌臨床病理指標的關系
ESCC中MTA1蛋白高表達率為50.4%，VEGF-C蛋白高表達率為58.8%，均明顯高于正常食管組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107例ESCC組織中，淋巴結轉移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分別為58.7%、68.3%，無淋巴結轉移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分別為38.6%、45.3%，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T3 /T4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分別為58.6%、65.7%，T1 /T2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分別為35.1%、45.9%，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與患者的年齡、性別、分化程度、腫瘤大小等均無相關性（P>0.05）；見表 2。
表2
MTA1、VEGF-C表達與臨床病理參數的關系（例）
2.3 MTA1、VEGF-C表達與食管鱗癌臨床分期、淋巴管密度的關系
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在ESCC不同TNM分期中，經Kruskal-Wallis test 檢驗，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MTA1蛋白高表達組中LVD（15.784±3.874）與低表達組（11.550± 3.34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VEGF-C蛋白高表達組中LVD（15.333±3.803）與低表達組（11.333± 3.556）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3
MTA1、VEGF-C表達與食管鱗癌臨床分期的關系（例）
2.4 食管鱗癌中MTA1蛋白、VEGF-C蛋白表達相關性檢驗
食管鱗癌中MTA1蛋白、VEGF-C蛋白表達強度經Spearman秩相關檢驗，發現存在正相關性（r=0.512，P=0.000）；見表 4。
表4
MTA1、VEGF-C在食管鱗癌中表達的相關性（例）
3 討論
在我國食管癌以ESCC為主，發病率位居惡性腫瘤的第五位，死亡率居第四位，嚴重危害人民健康。ESCC通過對周圍組織的直接浸潤、淋巴道轉移、血道轉移及種植性轉移等多種途徑在體內播散，且浸潤與轉移仍是影響ESCC術后5年生存率的重要原因[1, 6]。由于食管具有缺乏漿膜層且淋巴引流豐富等特點，ESCC早期主要通過淋巴道轉移，因此探討影響ESCC淋巴管生成的因素及促進淋巴道轉移的分子機制，對ESCC的診治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
3.1 食管鱗癌與淋巴管密度
近年來發現癌胚抗原M2A單克隆抗體（D2-40） 是一種特異性較高的淋巴管內皮細胞標志物，故本研究采用D2-40標記ESCC及正常食管組織中淋巴管內皮細胞，并檢測淋巴管密度（lymphatic vessel density，LVD）[7]。本研究中發現：ESCC周圍細胞間質中淋巴管密度較大、形狀不規則、呈擴張狀態，而ESCC中央區域新生淋巴管密度小，多為條索狀，多數為閉鎖狀態，少數為擴張狀態。這些結構特點使其可能成為惡性腫瘤浸潤、轉移的直接通道。本研究中，ESCC組LVD （13.688±4.183）與正常食管組LVD（9.165±2.28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ESCC周圍區域LVD明顯高于ESCC中心區和正常食管組織中LVD；44例無淋巴結轉移組LVD （12.474± 4.647）比63例有淋巴結轉移組LVD （14.676±3.473）高，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因此提示食管鱗癌中LVD生成增加，且LVD與淋巴結轉移有密切關系。
3.2 MTA1、VEGF-C在食管鱗癌中的表達
MTA1基因是一種新近發現的腫瘤轉移相關基因，在人類正常睪丸組織中高表達，而在其他類型正常組織中不表達或低表達，但在多種惡性腫瘤中具有不同程度的表達上調且與腫瘤的轉移、侵襲能力密切相關[8-12]。可是這些研究僅限于MTA1與腫瘤預后的關系或MTA1與腫瘤血管生成的實驗研究，并未研究MTA1與腫瘤微淋巴管生成的關系。本研究中發現，MTA1蛋白高表達在ESCC中明顯高于正常食管組織，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MTA1蛋白主要表達于ESCC的細胞核，且隨著ESCC分期的增加，MTA1蛋白的高表達率逐漸增加；63例淋巴結轉移的ESCC患者中37例MTA1蛋白為高表達，44例無淋巴結轉移的ESCC患者中17例MTA1蛋白為高表達，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ESCC中MTA1蛋白高表達組淋巴管密度顯著高于MTA1蛋白低表達組，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MTA1基因可能在ESCC的發展過程中起一定的促進作用，并可能促進ESCC的淋巴管生成及淋巴結轉移。
既往研究發現VEGF-C在人類多種惡性腫瘤中有過度表達，并參與惡性腫瘤的淋巴管生成，導致原發腫瘤進展、淋巴結轉移，并最終影響惡性腫瘤患者的預后[13-19]。本研究結果提示：VEGF-C蛋白主要表達于ESCC的細胞質中，且隨著腫瘤分期的增加，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也逐漸增加，提示VEGF-C基因可能在ESCC發展過程中起一定的促進作用。VEGF-C蛋白高表達率在ESCC中顯著高于正常食管，二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Peng等[20]檢索PubMed、Embase數據庫中有關VEGF的文獻，做了一個Meta分析，納入符合條件的19篇文獻（包括1 453例患者），最終得出結論：VEGF-C過表達與食管癌預后差成正相關，尤其是VEGF-C陽性表達的亞洲食管鱗癌患者較陰性患者預后差；VEGF-C也 是一個預測食管癌預后的有效指標，同時指出這些證據仍需前瞻性研究進一步證實。本研究中63例有淋巴結轉移的ESCC患者中43例VEGF-C蛋白為高表達，44例無淋巴結轉移的ESCC患者中20例 VEGF-C蛋白為高表達，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ESCC中VEGF-C蛋白高表達組淋巴管密度顯著高于VEGF-C蛋白低表達組，二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因此，我們推測檢測活檢標本中VEGF-C表達情況可能有助于預測ESCC淋巴結轉移情況。
3.3 食管鱗癌中MTA1與VEGF-C表達的相關性及與淋巴管生成的關系
研究者發現MTA1能增加HIF-1a的表達及穩定性，HIF-1a又可通過調節VEGF促進腫瘤血管生成，而且高表達的MTA1增加了腫瘤細胞的轉移潛能[21-22]。目前關于MTA1基因與VEGF-C基因在食管鱗癌中表達的相關性及與腫瘤淋巴管生成的研究尚未見報道。本研究發現：有淋巴結轉移的食管鱗癌中MTA1、VEGF-C高表達率（37/63、43/63）與無淋巴結轉移者（17/44、20/44）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41，P=0.018）；食管鱗癌中MTA1、VEGF-C蛋白高表達組LVD均明顯高于MTA1、VEGF-C蛋白低表達組，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因此，我們認為MTA1、VEGF-C基因的表達與食管鱗癌的淋巴管生成密切相關，且隨著其表達強度的增加，食管鱗癌淋巴結轉移的可能性越大。經Spearman相關性檢驗發現，MTA1蛋白、VEGF-C蛋白表達在食管鱗癌中存在正相關(r=0.512，P=0.000)，提示MTA1、VEGF-C可能在食管鱗癌的淋巴管生成中起協同作用，共同促進食管鱗癌的生長及淋巴道轉移，有可能成為預測食管鱗癌預后的實驗室指標。因此，我們推測MTA1可能通過粘附HIF-1a，進而調節VEGF-C的表達水平來促進食管鱗癌的淋巴管生成。但是MTA1、VEGF-C的表達受到器官微環境在內的多種因素的影響[23-26]，因此仍需進一步研究其具體調節機制。
食管鱗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是我國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之一，浸潤與轉移是引起ESCC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嚴重危害人民健康[1]。目前研究提示食管鱗癌早期主要通過淋巴道轉移，因此探討影響食管鱗癌淋巴管生成的因素及淋巴道轉移的分子機制對腫瘤診治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血管內皮生長因子-C（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s C，VEGF-C）是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家族的新成員，目前研究發現VEGF-C參與多種惡性腫瘤的淋巴管生成，導致腫瘤淋巴結轉移，進而影響惡性腫瘤的預后[2]。腫瘤轉移相關基因1（metastasis associated gene 1，MTA1）在整個腫瘤轉移相關基因家族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既往對MTA1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腫瘤血管生成方面，提示MTA1在腫瘤血管生 成、促進腫瘤侵襲及轉移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其在腫瘤淋巴管生成中的作用尚不清楚[3]。因此，本研究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法對遂寧市中心醫院胸心外科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107例行食管鱗癌切除術患者的組織標本進行MTA1、VEGF-C的檢測，探討MTA1、VEGF-C在食管鱗癌淋巴管生成、淋巴結轉移中的作用及其二者之間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收集遂寧市中心醫院胸心外科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107例行ESCC切除術患者的食管癌組織和56例正常食管組織的石蠟包埋組織樣本。每例術前均未行放射治療、化學治療、中醫中藥治療等任何治療，亦無家族史。術后病理均證實為食管鱗癌。同時收集每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并依據2009年AJCC/UICC第7版食管癌分期標準進行TNM分期及腫瘤分級。107例ESCC患者的臨床資料見表 1。
表1
107例食管鱗癌患者臨床資料（1.2 主要研究試劑及來源
（1）鼠抗人腫瘤轉移相關基因1抗體：MTA1 (A11)，sc-17773，Santa Cruz Biotechnology，Inc； （2）兔抗人血管內皮生長因子-C抗體：VEGF-C(H-190)，sc-9047，Santa Cruz Biotechnology，Inc；（3）鼠抗人CD34免疫組織化學單克隆抗體：福州邁新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Kit-0004-2；（4）鼠抗人D2-40免疫組織化學單克隆抗體：福州邁新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5）EnvisionTM試劑盒及顯色劑：Dako REALTM EnVisionTM Detection System，Peroxidase/DAB+，Rabbit/Mouse.Code K5007；（6）其他：免疫組織化學常用試劑。
1.3 實驗方法及免疫組織化學結果評定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步驟：首先將石蠟包埋組織切成4 μm切片，保存于4℃冰箱中；再脫蠟和水化；3%過氧化氫溶液避光封閉20 min，再用蒸餾水洗5 min×3次；然后抗原修復：將盛有0.01 mol/L檬酸緩沖液（pH 6.0）的塑料切片缸放入微波爐中預熱 10 min（中高檔）；放入切片后微波爐抗原修復： 20 min（高火），10 min（中高火），自然冷卻至室溫；磷酸鹽緩沖液（PBS）洗滌，5 min×3次；再滴加第一抗體，放置于濕盒內，37 °C培養箱孵育1 h，置入4°C冰箱過夜；PBS洗去未結合第一抗體，5 min×3次；再滴加第二抗體（即EnVision試劑）；放置于濕盒內，37 °C培養箱孵育1 h；PBS洗滌5 min×3次；甩去切片上殘余PBS液，滴加DAB液顯色，顯微鏡下觀察并適時終止染色，最后放置于蒸餾水浸泡的切片架；蘇木素復染3 min，鹽酸酒精分色，流水沖洗10 min返藍；按次序經85%、95%、100%、100%梯度酒精，各浸泡5 min脫水；最后用環保封片膠封片。
對照設置：以PBS代替一抗作為空白對照；采用明確陽性表達的乳腺癌組織作為陽性對照。免疫組織化學結果的判定分別由兩位高年資病理醫師獨立完成。根據陽性細胞所占比例記分：0分≤5%， 1分為6%～25%，2分為26%～50%，3分為51%～ 75%，4分為76%～100%；按顯色強度記分，0分為無信號，1分為淺黃色，2分為棕黃色，3分為黃褐色。然后進行綜合評價：以陽性細胞所占比例記分與顯色強度記分的兩項乘積再進行評分，將乘積0～1記為0分，2～4記為1分，6～8記為2分，9～12記為3分，≥2分為高表達，<2分為低表達[4-5]。
1.4 統計學分析
應用SPSS 13.0統計軟件分析實驗數據，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四格表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3組以上計數資料采用Kruskal-Wallis H檢驗；MTA1 和VEGF-C表達的相關性采用Spearman秩相關分析。計量資料兩樣本均數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
2 結果
2.1 免疫組織化學陽性表達特征
免疫組織化學實驗結果提示：MTA1蛋白陽性信號定位于ESCC細胞核，見圖 1；VEGF-C蛋白的陽性信號定位于ESCC細胞質，見圖 2；D2-40顯色主要集中于ESCC腫瘤組織周圍的細胞間質，見圖 3。
圖1
MTA-1在食管鱗癌中的表達，陽性信號主要位于細胞核
注：A為MTA-1在ESCC低表達 ×200；B為MTA-1在ESCC高表達 ×200
圖2
VEGF-C在食管鱗癌中的表達，陽性信號主要位于細胞胞漿
注：A為VEGF-C在ESCC低表達 ×200；B為VEGF-C在ESCC高表達 ×200
圖3
D2-40在食管鱗癌中的表達
注：A為D2-40染色陽性的淋巴管主要位于腫瘤旁間質內，形態較不規則 ×100；B為淋巴管D2-40染色為陽性，而其旁靜脈壁D2-40染色為陰性 ×200
2.2 MTA1、VEGF-C在正常食管和食管鱗癌中表達及與食管鱗癌臨床病理指標的關系
ESCC中MTA1蛋白高表達率為50.4%，VEGF-C蛋白高表達率為58.8%，均明顯高于正常食管組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107例ESCC組織中，淋巴結轉移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分別為58.7%、68.3%，無淋巴結轉移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分別為38.6%、45.3%，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T3 /T4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分別為58.6%、65.7%，T1 /T2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分別為35.1%、45.9%，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與患者的年齡、性別、分化程度、腫瘤大小等均無相關性（P>0.05）；見表 2。
表2
MTA1、VEGF-C表達與臨床病理參數的關系（例）
2.3 MTA1、VEGF-C表達與食管鱗癌臨床分期、淋巴管密度的關系
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在ESCC不同TNM分期中，經Kruskal-Wallis test 檢驗，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MTA1蛋白高表達組中LVD（15.784±3.874）與低表達組（11.550± 3.34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VEGF-C蛋白高表達組中LVD（15.333±3.803）與低表達組（11.333± 3.556）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3
MTA1、VEGF-C表達與食管鱗癌臨床分期的關系（例）
2.4 食管鱗癌中MTA1蛋白、VEGF-C蛋白表達相關性檢驗
食管鱗癌中MTA1蛋白、VEGF-C蛋白表達強度經Spearman秩相關檢驗，發現存在正相關性（r=0.512，P=0.000）；見表 4。
表4
MTA1、VEGF-C在食管鱗癌中表達的相關性（例）
3 討論
在我國食管癌以ESCC為主，發病率位居惡性腫瘤的第五位，死亡率居第四位，嚴重危害人民健康。ESCC通過對周圍組織的直接浸潤、淋巴道轉移、血道轉移及種植性轉移等多種途徑在體內播散，且浸潤與轉移仍是影響ESCC術后5年生存率的重要原因[1, 6]。由于食管具有缺乏漿膜層且淋巴引流豐富等特點，ESCC早期主要通過淋巴道轉移，因此探討影響ESCC淋巴管生成的因素及促進淋巴道轉移的分子機制，對ESCC的診治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
3.1 食管鱗癌與淋巴管密度
近年來發現癌胚抗原M2A單克隆抗體（D2-40） 是一種特異性較高的淋巴管內皮細胞標志物，故本研究采用D2-40標記ESCC及正常食管組織中淋巴管內皮細胞，并檢測淋巴管密度（lymphatic vessel density，LVD）[7]。本研究中發現：ESCC周圍細胞間質中淋巴管密度較大、形狀不規則、呈擴張狀態，而ESCC中央區域新生淋巴管密度小，多為條索狀，多數為閉鎖狀態，少數為擴張狀態。這些結構特點使其可能成為惡性腫瘤浸潤、轉移的直接通道。本研究中，ESCC組LVD （13.688±4.183）與正常食管組LVD（9.165±2.28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ESCC周圍區域LVD明顯高于ESCC中心區和正常食管組織中LVD；44例無淋巴結轉移組LVD （12.474± 4.647）比63例有淋巴結轉移組LVD （14.676±3.473）高，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因此提示食管鱗癌中LVD生成增加，且LVD與淋巴結轉移有密切關系。
3.2 MTA1、VEGF-C在食管鱗癌中的表達
MTA1基因是一種新近發現的腫瘤轉移相關基因，在人類正常睪丸組織中高表達，而在其他類型正常組織中不表達或低表達，但在多種惡性腫瘤中具有不同程度的表達上調且與腫瘤的轉移、侵襲能力密切相關[8-12]。可是這些研究僅限于MTA1與腫瘤預后的關系或MTA1與腫瘤血管生成的實驗研究，并未研究MTA1與腫瘤微淋巴管生成的關系。本研究中發現，MTA1蛋白高表達在ESCC中明顯高于正常食管組織，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MTA1蛋白主要表達于ESCC的細胞核，且隨著ESCC分期的增加，MTA1蛋白的高表達率逐漸增加；63例淋巴結轉移的ESCC患者中37例MTA1蛋白為高表達，44例無淋巴結轉移的ESCC患者中17例MTA1蛋白為高表達，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ESCC中MTA1蛋白高表達組淋巴管密度顯著高于MTA1蛋白低表達組，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MTA1基因可能在ESCC的發展過程中起一定的促進作用，并可能促進ESCC的淋巴管生成及淋巴結轉移。
既往研究發現VEGF-C在人類多種惡性腫瘤中有過度表達，并參與惡性腫瘤的淋巴管生成，導致原發腫瘤進展、淋巴結轉移，并最終影響惡性腫瘤患者的預后[13-19]。本研究結果提示：VEGF-C蛋白主要表達于ESCC的細胞質中，且隨著腫瘤分期的增加，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也逐漸增加，提示VEGF-C基因可能在ESCC發展過程中起一定的促進作用。VEGF-C蛋白高表達率在ESCC中顯著高于正常食管，二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Peng等[20]檢索PubMed、Embase數據庫中有關VEGF的文獻，做了一個Meta分析，納入符合條件的19篇文獻（包括1 453例患者），最終得出結論：VEGF-C過表達與食管癌預后差成正相關，尤其是VEGF-C陽性表達的亞洲食管鱗癌患者較陰性患者預后差；VEGF-C也 是一個預測食管癌預后的有效指標，同時指出這些證據仍需前瞻性研究進一步證實。本研究中63例有淋巴結轉移的ESCC患者中43例VEGF-C蛋白為高表達，44例無淋巴結轉移的ESCC患者中20例 VEGF-C蛋白為高表達，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ESCC中VEGF-C蛋白高表達組淋巴管密度顯著高于VEGF-C蛋白低表達組，二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因此，我們推測檢測活檢標本中VEGF-C表達情況可能有助于預測ESCC淋巴結轉移情況。
3.3 食管鱗癌中MTA1與VEGF-C表達的相關性及與淋巴管生成的關系
研究者發現MTA1能增加HIF-1a的表達及穩定性，HIF-1a又可通過調節VEGF促進腫瘤血管生成，而且高表達的MTA1增加了腫瘤細胞的轉移潛能[21-22]。目前關于MTA1基因與VEGF-C基因在食管鱗癌中表達的相關性及與腫瘤淋巴管生成的研究尚未見報道。本研究發現：有淋巴結轉移的食管鱗癌中MTA1、VEGF-C高表達率（37/63、43/63）與無淋巴結轉移者（17/44、20/44）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41，P=0.018）；食管鱗癌中MTA1、VEGF-C蛋白高表達組LVD均明顯高于MTA1、VEGF-C蛋白低表達組，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因此，我們認為MTA1、VEGF-C基因的表達與食管鱗癌的淋巴管生成密切相關，且隨著其表達強度的增加，食管鱗癌淋巴結轉移的可能性越大。經Spearman相關性檢驗發現，MTA1蛋白、VEGF-C蛋白表達在食管鱗癌中存在正相關(r=0.512，P=0.000)，提示MTA1、VEGF-C可能在食管鱗癌的淋巴管生成中起協同作用，共同促進食管鱗癌的生長及淋巴道轉移，有可能成為預測食管鱗癌預后的實驗室指標。因此，我們推測MTA1可能通過粘附HIF-1a，進而調節VEGF-C的表達水平來促進食管鱗癌的淋巴管生成。但是MTA1、VEGF-C的表達受到器官微環境在內的多種因素的影響[23-26]，因此仍需進一步研究其具體調節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