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相干斷層掃描(OCT)血管成像技術(OCTA)是一種快速、無創的新型血管成像技術。可實現視網膜脈絡膜血管分層成像, 量化病灶血流面積和指定區域血流指數；同時避免了眼底血管造影等有創檢查的潛在風險。應用于視網膜血管性疾病、脈絡膜新生血管、特發性黃斑中心凹旁毛細血管擴張癥及視神經炎等眼底疾病的診斷和治療隨訪, 在分層顯示視網膜各層血管及其血流狀態方面表現出獨具特色的優勢。但OCTA掃描范圍有限、對患者配合度要求較高；對視網膜血管屏障功能的觀察較為有限。隨著OCTA掃描速度提高和掃描范圍擴大, 聯合常規橫斷面OCT等輔助檢查, 有望克服OCTA使用過程中發現的這些不足, 拓展OCTA在眼底疾病中的應用范圍, 從而加深對視網膜循環及其相關疾病的認識。
目的 觀察前部缺血性視神經病變(AION)患眼視盤血流灌注情況。 方法 臨床檢查確診的急性AION患者40例40只眼(AION組)以及正常人30名30只眼(正常對照組)納入研究。AINO患者以病程＜3周定義為急性期; ＞3個月定義為恢復期。采用傅里葉光相干斷層掃描血管成像(OCTA)測量AION組患眼急性期、恢復期以及正常對照組受檢眼視盤血流面積、外層血流密度及視盤血流指數。觀察AION患眼急性期及恢復期視盤血流灌注變化情況。 結果 與正常對照組受檢眼視盤血流面積、外層血流密度及血流指數比較, AION組患眼急性期均下降,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恢復期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急性期AION視盤血流灌注減少, 恢復期視盤血流灌注可恢復至正常。
特發性黃斑毛細血管擴張癥(IPT)是一種以黃斑中心凹及中心凹旁毛細血管擴張為特征的視網膜血管異常性疾病。以視網膜毛細血管擴張、視網膜透明度降低、視網膜小靜脈擴張、黃色滲出、視網膜色素上皮病變、視網膜小片出血灶、黃斑萎縮、黃斑裂孔或板層孔、視網膜下新生血管及視網膜脫離為主要臨床特征。根據臨床特點及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特征,IPT可分為3種類型6個亞型。激光光凝、光動力療法以及玻璃體腔注射糖皮質激素或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藥物治療,在減輕黃斑水腫及控制新生血管上有一定作用。但由于IPT病因尚不明確,現有這些治療措施均缺乏針對病因的特異性并且存在一些問題。正確認識IPT臨床特征,深入探討其發病因素,在此基礎上進行有針對性的治療尚有待臨床工作者不斷努力。
目的 對比觀察視網膜分支靜脈阻塞（BRVO）患眼淺層與深層毛細血管層黃斑區微血管形態改變的差異。 方法 臨床確診為BRVO的63例患者63只眼納入研究。其中，男性28例，女性35例；年齡39～74歲，平均年齡（59.76±8.48）歲。均為單眼。所有患眼均行光相干斷層掃描血管成像（OCTA）檢查，掃描范圍為黃斑區3 mm×3 mm。選擇淺層及深層毛細血管層進行分析，觀察患眼是否存在黃斑中心凹無血管區（FAZ）擴大、毛細血管無灌注區（CNP）、微血管異常（MA）及血管瘀滯擴張征（VC）等黃斑區微血管形態變化。采用系統內置測量軟件測量FAZ面積。對比觀察淺層、深層毛細血管層黃斑區微血管形態改變的差異。采用McNemar檢驗分析淺層、深層毛細血管層對FAZ擴大、CNP、MA及VC判讀的差異。 結果 OCTA檢查發現，淺層、深層毛細血管層各可見FAZ擴大43、50只眼，分別占68.25%、79.40%；CNP 51、50只眼，分別占81.00%、79.40%；MA 62、62只眼，分別占98.40%、98.40%；VC 23、52只眼，分別占36.50%、82.50%。患眼FAZ面積為（0.55±0.37）mm2。McNemar檢驗結果顯示，CNP（P=1.000）、MA（P=1.000）在淺層和深層毛細血管層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FAZ擴大（P=0.039）、VC（P＜0.001）在淺層和深層毛細血管層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論 BRVO患眼深層毛細血管層較淺層毛細血管層可發現更多的FAZ擴大和VC。
目的 觀察并分析視網膜分支靜脈阻塞（BRVO）不同程度黃斑水腫對黃斑中心凹無血管區（FAZ）面積的影響及其相關性。 方法 2016年11月至2018年5月在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檢查確診的BRVO患者72例75只眼納入研究。其中，男性40例42只眼，女性32例33只眼；平均年齡（56.00±9.96）歲。均行BCVA、眼壓、裂隙燈顯微鏡聯合前置鏡、眼底彩色照相、OCT血管成像（OCTA）檢查。根據黃斑水腫程度將患者分為M300組[中心凹視網膜厚度（CRT）≥300 μm]、L300組（CRT＜300 μm），分別為38例39只眼和34例36只眼。采用OCTA儀對黃斑區3 mm×3 mm范圍進行掃描，測量患眼黃斑FAZ面積、周長（PERIM）、非圓度指數（AI）以及FAZ范圍300 μm寬度內的血流密度（FD-300），CRT，中心凹淺層視網膜血流密度（SFVD）、深層視網膜血流密度（DFVD），BRVO病灶所在區域淺層半側視網膜血流密度（SHVD）、深層半側視網膜血管密度（DHVD）。組內FAZ面積與其他參數間的相關性分析行Spearman檢驗。 結果 M300組、L300組患眼FAZ面積分別為（0.388±0.166）、（0.596±0.512）mm2。Spearma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M300組患眼FAZ面積與PERIM、AI呈明顯正相關（r=0.932、0.591，P=0.000、0.000）；與SFVD、DFVD、SHVD呈明顯負相關（r=?0.490、?0.429、?0.339，P=0.002、0.006、0.035），與FD-300、CRT、DHVD無明顯負相關（r=?0.129、?0.053，?0.400，P=0.435、0.749、0.395）。L300組患眼FAZ面積與PERIM、AI呈明顯正相關（r=0.887、0.633，P=0.000、0.000），與FD-300無明顯正相關（r=0.093，P=0.590）；與CRT、SFVD、DFVD、SHVD、DHVD呈明顯負相關（r=?0.413、?0.643、?0.630、?0.370、?0.411，P=0.012、0.000、0.000、0.026、0.013）。 結論 BRVO不同程度黃斑水腫其FAZ面積不同，黃斑水腫程度越重，FAZ面積越小；FAZ面積與PERIM、AI呈明顯正相關；與SFVD、DFVD、SHVD呈明顯負相關。
目的觀察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wAMD）患者負荷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藥物治療反應與單核苷酸多態性（SNP）基因型的關系。方法回顧性臨床研究。2019年8月至2020年9月在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檢查確診的wAMD患者103例103只眼納入研究。其中，男性59例（57.28%，59/103），女性44例（42.72%，44/103）；平均年齡（68.74±7.74）歲。采用標準對數視力表檢測患眼BCVA，統計時換算為最小分辨角對數（logMAR）視力。采用光相干斷層掃描（OCT）檢測患眼黃斑中心凹視網膜厚度（CRT）。同時檢測患者的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所有患眼均行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治療，每月1次，連續3個月。初次治療前，采集患者外周靜脈血，質譜法檢測白細胞介素-8（IL-8）、補體C3基因（C3）、補體因子H（CFH）、肝脂肪酶（LIPC）、膽固醇脂蛋白轉移酶（CETP）、三磷酸腺苷結合盒亞家族A成員1（ABCA1）、脂蛋白脂肪酶（LPL）、脂肪酸去飽和基因簇（FADS1）的SNP。按照基因頻率將基因型分為野生型和突變型。臨床表型中各基因型分布的頻率差異和基因型分布的Hardy-Weinberg平衡等定性數據比較行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檢驗。結果IL-8 rs4073突變型（TA+AA）患者中CRT有反應者較野生型（TT）少[比值比（OR）=0.310，95%可信區間（CI）0.106～0.910，P＜0.05）。其中藥物分層檢驗后，康柏西普治療組中IL-8 rs4073位點TT基因型患者CRT無反應者占比更少（OR=0.179，95% CI =0.034～0.960，P=0.033）。LIPC rs2043085突變型（CT+TT）患者中BCVA提高≥0.2 logMAR單位者較野生型（CC）可能性更高（OR=3.031，95% CI 1.036～8.867，P＜0.05）；HDL-C水平顯著低于野生型（CC），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448，P=0.016）。IL-8 rs4073、LIPC rs2043085突變型和野生型患者治療前logMAR BCVA、CRT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IL-8 rs4073：Z=－0.198、－1.651，P=0.843、0.099；LIPC rs2043085：Z=－0.532、－0.152，P=0.595、0.879）。C3 rs 225066、CFH rs800292、CETP rs708272、ABCA1 rs1883025、FADS1 rs174547、LPL rs12678919與抗VEGF藥物治療反應無相關性。結論 wAMD患者負荷抗VEGF藥物治療，IL-8 rs4073位點A基因型者可能對CRT反應性更差；LIPC rs2043085位點T基因型者可能對BCVA反應性相對更好。
目的 觀察分析Leber先天性黑矇（LCA）致病基因類型及臨床表型特征。 方法回顧性臨床研究。2019年至2020年于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就診并經基因檢測確診的LCA患者2例及其家系成員6名納入研究。2例患者來自2個無血緣關系家系，均為先證者。詳細詢問患者病史并行裂隙燈顯微鏡、超廣角眼底照相、自身熒光（AF）、閃光視覺誘發電位（F-VEP）檢查。采集所有受檢者外周靜脈血3～5 ml，提取全基因組DNA。采用新一代目標區域捕獲測序技術對包含381個致病基因的遺傳眼病捕獲芯片進行測序以獲得致病基因及突變。對可疑致病突變位點進行Sanger驗證，生物信息學分析確定突變位點的致病性。Sanger測序、實時定量聚合酶鏈反應、家系內共分離驗證突變位點。結果2例患者均為男性，年齡分別為3、27歲。自幼雙眼視物不見，伴眼球震顫、指壓眼征1例。家系1先證者（F1-Ⅱ-3），視盤邊界清楚，視網膜血管走行及黃斑中心凹未見異常。F-VEP檢查可見雙眼最大正向波隱含期大致正常，振幅大幅下降。家系2先證者（F2-Ⅱ-1），視盤蠟黃，視網膜骨細胞樣色素沉著，黃斑區視網膜脈絡膜萎縮呈“金箔樣”改變。雙眼視網膜大片弱AF。家系成員眼部表型未見異常。基因檢測結果顯示，F1-Ⅱ-3攜帶GUCY2D基因c.835G>A（p.D279N）（M1）及等位基因外顯子9～19號缺失（M2）復合雜合突變。其父親、母親分別攜帶M2、M1雜合突變。F2-Ⅱ-1攜帶CRB1基因c.1576C>T（R526X）（M3）、c.1522T>C（C508R）（M4）復合雜合突變。其父親、母親分別攜帶M3、M4雜合突變。M2、M4為新發現突變位點。結論GUCY2D、CRB1基因的相關致病性突變分別導致家系1和家系2患者罹患LCA1型、LCA8型；不同致病基因其臨床表型存在明顯差異。
目的觀察多聚嘧啶序列結合蛋白相關剪接因子（PSF）對缺氧誘導的人視網膜微血管內皮細胞（hRMECs）功能的影響。方法采用三質粒系統構建慢病毒顆粒（LV）-PSF。LV-PSF體外感染hRMECs后通過流式細胞計數法測定其感染效率。應用實時定量PCR（RT-PCR）檢測經LV-PSF感染的hRMECs中PSF mRNA表達水平。將實驗分為體內和體外兩部分。體內實驗：7日齡健康C57B/L6小鼠20只，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正常組、氧誘導視網膜病變（OIR）組、OIR+LV-空載體（Vec）組和OIR+LV-PSF組，每組5只。除正常組外，其余3組構建OIR模型。OIR組除缺氧刺激外，不做其余處理。OIR+LV-Vec組和OIR+LV-PSF組小鼠分別玻璃體腔注射LV-Vec或LV-PSF。觀察LV-PSF對視網膜新生血管（RNV）形成的影響。體外實驗：將hRMECs分為正常組、缺氧組、空載組、PSF高表達組。正常組為正常體外培養的hRMECs；缺氧組為缺氧刺激3 h恢復正常培養條件24 h的hRMECs；空載組、PSF高表達組分別為用LV-Vec、LV-PSF感染48 h，再用缺氧刺激3 h恢復正常培養條件24 h的hRMECs。采用MTT比色法觀察PSF對細胞增生能力的影響。采用細胞劃痕實驗和Transwell遷移實驗觀察PSF對缺氧刺激下細胞遷移能力的影響。采用RT-PCR觀察各組細胞中HIF-1α、VEGF及PSF的mRNA表達。結果成功構建可穩定高表達PSF的LV-PSF，流式細胞儀測定其感染效率為97%，RT-PCR測得經LV-PSF感染的hRMECs中PSF mRNA水平明顯上調。體內實驗：OIR組、OIR+LV-Vec組小鼠RNV面積較正常組明顯增加（t=18.31、43.71），OIR+LV-PSF組小鼠RNV面積較OIR組（t=11.30）、OIR+LV-Vec組（t=15.47）明顯減小，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體外實驗：MTT比色法檢測結果顯示，缺氧組hRMECs增生能力較正常組明顯增強（t=2.57），PSF高表達組hRMECs增生能力較正常組、缺氧組、空載組明顯降低（t=5.26、5.46、3.73），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細胞劃痕實驗結果顯示，缺氧刺激3 h恢復正常條件24 h或48 h均可刺激缺氧組與空載組細胞明顯遷移（t=8.35、13.84，P＜0.05）；而與缺氧組與空載組比較，PSF高表達組細胞遷移不明顯（t=10.99、18.27、9.75、8.93、26.94、7.01，P＜0.05）。Transwell小室實驗結果顯示，正常組和空載組微孔膜上染色的細胞數較多，而PSF高表達組微孔膜上染色的細胞數明顯減少（t=9.33、6.15，P＜0.05）。RT-PCR檢測結果顯示，與正常組比較，缺氧組、空載組hRMECs中HIF-1α、VEGF的mRNA表達明顯增加（t=15.23、21.09，P＜0.05），PSF mRNA表達無明顯變化（t=0.12、2.15， P＜0.05）；與缺氧組、空載組比較，PSF高表達組hRMECs中HIF-1α、VEGF的mRNA表達明顯下降（t=10.18、13.10，P＜0.05），PSF mRNA表達明顯增加（t=65.00、85.79，P＜0.05）。結論PSF可減少OIR模型小鼠RNV面積。PSF可能通過HIF-1α/VEGF信號通路抑制缺氧誘導的hRMECs增生和遷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