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譚亮章, 任新軍, 柯屹峰, 劉巨平, 高飛, 劉守寬, 李筱榮. 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模式成立前后真實世界研究大數據對比.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23, 39(6): 451-458.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230518-00226 復制
玻璃體腔注射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藥物（以下簡稱為玻璃體腔注藥）是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wAMD）、糖尿病黃斑水腫（DME）等常見慢性眼底疾病的治療方式。因治療量大、操作簡單、高度程序化、治療設施以及配套輔助器材要求相對較少，成為眼科普遍開展的治療方式。但目前我國多數玻璃體腔注藥治療仍舊與其他眼科手術混在一起，治療量大且服務效率低[1]，導致患者治療依從性差，達不到規范化治療的要求。為進一步促進我國眼底疾病診療模式的發展，優化慢性眼病治療服務流程，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于2020年7月成立了全國首家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共配置醫生5名，護士5名，專職負責所有玻璃體腔注藥的日間手術患者和次日復查工作。通過近3年發展，我院玻璃體腔注藥患者的數量及醫療管理有了顯著提高。本研究回顧分析了我院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后2年，真實世界中玻璃體腔注藥在臨床上治療眼底疾病的真實情況，旨在初步探討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管理模式的優勢及應用價值，以期不斷完善其管理模式并在國內各大眼科機構得以推廣。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2018年7月至2022年6月于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眼底疾病患者4 015例4 659只眼納入本研究。其中，男性2 146例，年齡14～98歲；女性1 869例，年齡12～92歲。高血壓2 073例；糖尿病2 056例。wAMD 968例1 090只眼（23.4%，1 090/4 659）；DME 654例855只眼（18.4%，855/4 659）；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980例1 158只眼（24.9%，1 158/4 659）；視網膜靜脈阻塞繼發黃斑水腫（RVO-ME）916例930只眼（20.0%，930/4 659）；病理性近視繼發脈絡膜新生血管（PM-CNV）275例294只眼（6.3%，294/4 659）；黃斑區毛細血管擴張、脈絡膜血管瘤、視網膜血管瘤、視網膜大動脈瘤、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等其他病種222例332只眼（7.1%，332/4 659）。4 659只眼共計注射13 796針抗VEGF藥物，平均注射（2.96±2.83）針/眼。其中，雷珠單抗6 125針（44.40%，6 125/13 796），平均注射（1.32±1.99）針/眼；康柏西普4 086針（29.62%，4 086/13 796），平均注射（0.88±1.58）針/眼；阿柏西普3 585針（25.99%，3 585/13 796），平均注射（0.77±1.77）針/眼。
將2018年7月至2020年6月于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1 252例1 403只眼作為對照組；2020年7月至2022年6月于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2 763例3 256只眼作為觀察組。對比觀察對照組、觀察組玻璃體腔注藥的總體針數；按疾病分類后（包括wAMD、RVO-ME、DR及PM-CNV），每種疾病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分布狀態；選擇3+按需治療（PRN）方案的比例；不同抗VEGF藥物的臨床應用分布；問卷調查（表1）記錄患者等待時間和就醫體驗。
表1
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后患者滿意度調查問卷
采用SPSS18.0軟件行統計學分析。組間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對照組1 252例中，男性666例，女性586例；年齡（58.03±14.37）（18～90）歲。高血壓、糖尿病分別為593（47.36%，593/1 252）、663（52.96%，663/1 252）例。觀察組2 763例中，男性1 480例，女性1 283例；年齡（59.09±14.85）（12～98）歲。高血壓、糖尿病分別為1 480（53.56%，1 480/2 763）、1 393（50.42%，1 393/2 763）例。兩組患者年齡（t=2.790）、性別構成比（χ2=0.047）、糖尿病例數（χ2=2.223）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血壓例數（χ2=13.265）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兩組wAMD患者之間年齡、高血壓例數，DME患者之間高血壓例數，DR患者之間性別構成比、高血壓例數以及RVO-ME患者之間高血壓例數、糖尿病例數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2）。
表2
對照組、觀察組中不同病種患者基線資料比較
4 659只眼13 796針抗VEGF藥物中，對照組1 403只眼4 762針，每只眼注射（3.39±3.78）針；觀察組3 256只眼9 034針，每只眼注射（2.78±2.27）針。兩組患眼注射針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900，P＜0.001）。兩組患眼不同種類抗VEGF藥物總注射針數及平均注射眼數比較，雷珠單抗、康柏西普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4.144、8.065，P＜0.001）（表3）。
表3
兩組患眼不同種類抗VEGF藥物總注射針數及每只眼平均注射針數比較（針數；針/眼，
±s）
對照組、觀察組wAMD、DME、RVO-ME患眼抗VEGF藥物注射針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而PM-CNV、DR患眼抗VEGF藥物注射針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4）。
表4
兩組患眼中不同病種抗VEGF藥物總注射針數及每只眼平均注射針數比較（針數；針/眼，
±s）
對照組、觀察組患眼中接受3+PRN治療方案者，wAMD分別為223（66.4%，223/336）、431（57.2%，431/754）只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210，P=0.004）；DME分別為75（33.3%，75/225）、236（37.5%，236/630）只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RVO-ME分別為97（40.9%，97/237）、355（51.2%，355/693）只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498，P=0.006）；PM-CNV分別為39（44.3%，39/88）、111（53.9%，111/206）只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圖1）。
圖1
對照組、觀察組3+PRN治療方案占比比較 PRN：按需治療；wAMD：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DME：糖尿病黃斑水腫；RVO-ME：視網膜靜脈阻塞繼發黃斑水腫；PM-CNV：病理性近視繼發脈絡膜新生血管。1A示wAMD；1B示DME；1C示RVO-ME；1D示PM-CNV。**P＜0.01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照組、觀察組患者預約等待手術時間分別為（4.44±1.63）、（3.92±2.27）d，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340，P＜0.05）；注藥當天入院至進入手術室時間分別為（2.39±1.01）、（1.36±1.0）h，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780，P＜0.01）；手術前完成治療準備至等待進入手術室時間分別為（1.37±0.32）、（20.71±8.2）h，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8.390，P＜0.001）；入院至離院時間分別為（3.41±1.23）、（1.64±0.5）h，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060，P＜0.001）。
3 討論
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模式，是在玻璃體腔注藥日間手術[2]基礎上，通過建立專業的醫護團隊，集中區域管理，縮短服務半徑，采用分時段預約制等方法，從而進一步簡化服務流程，改善患者就醫體驗。而真實世界研究的核心思想是將所需干預措施還原到最真實的臨床條件中進行實踐，由于對研究對象采用較少的排除條件，因此該類研究在實際醫療過程中容易開展，且更適用于在廣泛人群中評價治療方法的實效性和安全性[3]。我院利用眼部疾病專科大數據平臺，將不同信息系統中的臨床信息通過數據采集、重構和整合，完成了對眼部疾病醫療數據的規范集成、深度挖掘和綜合利用，為開展真實世界研究筑基。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我院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后2年，真實世界中玻璃體腔注藥在臨床上治療眼底疾病的真實情況，探討分析了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管理模式的應用價值。
本組患眼中抗VEGF藥物治療者主要為DR+DME、wAMD、RVO-ME，分別為43.2%（2 013/4 659）、23.4%（1 090/4 659）、20.0%（930/4 659），共計86.6%，與徐建鋒等[4]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此外，本研究將DR和DME分開統計，前者指增生型DR（PDR）需行玻璃體切割手術（PPV），手術前或手術完畢時聯合玻璃體腔注藥者，占24.9%（1 158/4 659）；后者指首診時診斷為DME，僅行玻璃體腔注藥者，占18.4%（855/4 659）。目前，由于糖尿病全球患病率持續上升，DME和PDR已成為糖尿病患者中重度視力喪失的主要原因[5]。本研究中所涉及的DR患者接受玻璃體腔注藥比例也相繼增高，但依從性整體不佳。此外，本組僅有20.0%的患眼為RVO-ME，遠低于實際臨床占比，分析其原因可能為部分患者受限于經濟因素或畏懼多次玻璃體腔注藥，部分選擇玻璃體腔注射長效緩釋劑，如地塞米松玻璃體內植入劑。這在患者問卷調查中也有體現。本研究還對比了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后患者數量。除開患者年增長率問題，無論是wAMD、DR、DME、RVO-ME還是PM-CNV，數量上均有顯著提升，考慮與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后，集中管理模式的宏利體現，效率提高，等待時間縮短，為患者就醫診療帶來的方便快捷有密切關系。
本組患眼涉及的抗VEGF藥物分為融合蛋白和單克隆抗體，3個品種即雷珠單抗、康柏西普、阿柏西普。三者使用總體占比分別為44.40%（6 125/13 796）、29.62%（4 086/13 796）、25.99%（3 585/13 796）；不同抗VEGF藥物在治療者的每只眼注射針數分別為（1.32±1.99）、（0.88±1.58）、（0.77±1.77）針。其中以雷珠單抗使用者最多，其原因與雷珠單抗的適應證較其他2種藥物更為廣泛，以及更早進入臨床有關。我們對比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后抗VEGF藥物的平均注射針數，發現任何一種抗VEGF藥物，在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后，每只眼的平均注射針數均有一定的下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后，由于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患者數量明顯增多，而使得每只眼注射抗VEGF藥物的平均值有所下降。
本研究結果顯示，對照組、觀察組中wAMD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藥物分別為（5.14±4.56）、（3.59±2.45）針。觀察組接受3+PRN治療方案者較對照組下降（分別為57.2%、66.4%），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說明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的成立，盡管顯著提高了患者數量，但同時也稀釋了觀察組中wAMD患者的平均注射針數。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對照組、觀察組患者年齡分別為（69.18±8.59）、（71.71±9.49）歲，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其原因可能與觀察組患者年齡較大，依從性有所下降，導致3+PRN治療方案的分布低于對照組。盡管如此，本組wAMD患眼的注藥針數仍明顯高于國內同類研究的1.8次[4]，但與國外報道的首年平均注射4.9～6.0次尚有一定差距[6-7]。因此，在針對wAMD的慢病管理、疾病規范性治療及后期的跟蹤隨訪方面，有待進一步改善，為后期不斷優化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流程提供依據。
對照組、觀察組中DME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藥物分別為（4.36±4.91）、（3.24±2.77）針，兩組接受3+PRN治療方案者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目前每只眼注射針數及治療方案的規范化方面均欠佳，與專家共識和指南所推薦的5+PRN或6+PRN治療方案仍有不小差距[8-9]。目前，多數文獻支持抗VEGF藥物圍手術期用藥輔助PPV治療PDR。手術前玻璃體腔注藥可以顯著減少PDR患者PPV中出血，縮短手術時間，易化手術，提高手術安全性[10-11]；而手術完畢注藥則可以減輕手術后視網膜的炎癥反應，改善黃斑水腫，提高視力，降低手術后玻璃體再積血風險[12-13]。然而，與單純DME比較，本組DR患者的玻璃體腔注藥次數較少，這與Berrocal等[14]提出的PPV治療PDR的適應證應予以擴大相呼應。但如果對比PPV治療DR患者，圍手術期抗VEGF藥物治療，包括手術前和手術完畢注射抗VEGF藥物制劑，得到多數臨床手術醫生認可。
對照組、觀察組中RVO-ME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藥物分別為（3.98±3.71）、（3.14±2.15）針。盡管觀察組平均注射針數較少，但對比3+PRN治療方案執行情況，觀察組較對照組明顯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說明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的成立，不僅促進了抗VEGF藥物治療患者數量的增多，而且一定程度上規范了RVO-ME患者的3+PRN治療方案，患者依從性得到較大改善。此外，兩組中PM-CNV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藥物分別為（3.31±2.63）、（2.99±1.69）針；兩組遵循3+PRN治療方案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從3+PRN占比可以看出，針對PM-CNV的治療臨床醫生更傾向于3+PRN治療方案，這與兩項薈萃分析的3+PRN治療方案優于1+PRN治療方案結果一致[15-16]。
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是患者預約等待時間，還是注藥當天患者從入院至進入手術室時間，手術前完成治療準備至等待進入手術室時間，以及患者入院至離院時間，觀察組均有顯著縮短，這充分體現了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的成立可有效減少患者等待時間，提高注藥效率。該模式采取集中區域服務患者，大幅度減少了服務半徑。同時患者的護理、就診和手術前宣教等流程較前更加順暢，基本實現無縫連接，最大化地提高了醫護合作效率[17]，醫護人員工作效率顯著提升，最終在優化流程的基礎上，既保證了患者眼病的及時救治，又改善了就醫體驗。
DME、DR、wAMD、RVO-ME和PM-CNV是真實世界下患者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常見病因，本研究一定程度反映了真實世界抗VEGF藥物治療在國內開展現狀。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模式的建立，顯著提升了工作效率，大幅增加了注藥數量，患者遵循3+PRN的規范化治療方案明顯改善。同時，集中管理模式下，大大縮短了患者等待時間，提高了患者的依從性，患者整體就醫體驗改善顯著。盡管如此，由于我國各醫院的基礎條件和患者數量不同，尚無法充分說明哪種注藥方法和方式更為優秀，但在規范化治療基礎上簡化流程、方便患者、提高效率是大家的共同目標，建議應根據自身醫院條件，因地制宜，精準施策。
玻璃體腔注射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藥物（以下簡稱為玻璃體腔注藥）是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wAMD）、糖尿病黃斑水腫（DME）等常見慢性眼底疾病的治療方式。因治療量大、操作簡單、高度程序化、治療設施以及配套輔助器材要求相對較少，成為眼科普遍開展的治療方式。但目前我國多數玻璃體腔注藥治療仍舊與其他眼科手術混在一起，治療量大且服務效率低[1]，導致患者治療依從性差，達不到規范化治療的要求。為進一步促進我國眼底疾病診療模式的發展，優化慢性眼病治療服務流程，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于2020年7月成立了全國首家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共配置醫生5名，護士5名，專職負責所有玻璃體腔注藥的日間手術患者和次日復查工作。通過近3年發展，我院玻璃體腔注藥患者的數量及醫療管理有了顯著提高。本研究回顧分析了我院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后2年，真實世界中玻璃體腔注藥在臨床上治療眼底疾病的真實情況，旨在初步探討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管理模式的優勢及應用價值，以期不斷完善其管理模式并在國內各大眼科機構得以推廣。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2018年7月至2022年6月于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眼底疾病患者4 015例4 659只眼納入本研究。其中，男性2 146例，年齡14～98歲；女性1 869例，年齡12～92歲。高血壓2 073例；糖尿病2 056例。wAMD 968例1 090只眼（23.4%，1 090/4 659）；DME 654例855只眼（18.4%，855/4 659）；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980例1 158只眼（24.9%，1 158/4 659）；視網膜靜脈阻塞繼發黃斑水腫（RVO-ME）916例930只眼（20.0%，930/4 659）；病理性近視繼發脈絡膜新生血管（PM-CNV）275例294只眼（6.3%，294/4 659）；黃斑區毛細血管擴張、脈絡膜血管瘤、視網膜血管瘤、視網膜大動脈瘤、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等其他病種222例332只眼（7.1%，332/4 659）。4 659只眼共計注射13 796針抗VEGF藥物，平均注射（2.96±2.83）針/眼。其中，雷珠單抗6 125針（44.40%，6 125/13 796），平均注射（1.32±1.99）針/眼；康柏西普4 086針（29.62%，4 086/13 796），平均注射（0.88±1.58）針/眼；阿柏西普3 585針（25.99%，3 585/13 796），平均注射（0.77±1.77）針/眼。
將2018年7月至2020年6月于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1 252例1 403只眼作為對照組；2020年7月至2022年6月于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2 763例3 256只眼作為觀察組。對比觀察對照組、觀察組玻璃體腔注藥的總體針數；按疾病分類后（包括wAMD、RVO-ME、DR及PM-CNV），每種疾病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分布狀態；選擇3+按需治療（PRN）方案的比例；不同抗VEGF藥物的臨床應用分布；問卷調查（表1）記錄患者等待時間和就醫體驗。
表1
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后患者滿意度調查問卷
采用SPSS18.0軟件行統計學分析。組間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對照組1 252例中，男性666例，女性586例；年齡（58.03±14.37）（18～90）歲。高血壓、糖尿病分別為593（47.36%，593/1 252）、663（52.96%，663/1 252）例。觀察組2 763例中，男性1 480例，女性1 283例；年齡（59.09±14.85）（12～98）歲。高血壓、糖尿病分別為1 480（53.56%，1 480/2 763）、1 393（50.42%，1 393/2 763）例。兩組患者年齡（t=2.790）、性別構成比（χ2=0.047）、糖尿病例數（χ2=2.223）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血壓例數（χ2=13.265）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兩組wAMD患者之間年齡、高血壓例數，DME患者之間高血壓例數，DR患者之間性別構成比、高血壓例數以及RVO-ME患者之間高血壓例數、糖尿病例數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2）。
表2
對照組、觀察組中不同病種患者基線資料比較
4 659只眼13 796針抗VEGF藥物中，對照組1 403只眼4 762針，每只眼注射（3.39±3.78）針；觀察組3 256只眼9 034針，每只眼注射（2.78±2.27）針。兩組患眼注射針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900，P＜0.001）。兩組患眼不同種類抗VEGF藥物總注射針數及平均注射眼數比較，雷珠單抗、康柏西普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4.144、8.065，P＜0.001）（表3）。
表3
兩組患眼不同種類抗VEGF藥物總注射針數及每只眼平均注射針數比較（針數；針/眼，±s）
對照組、觀察組wAMD、DME、RVO-ME患眼抗VEGF藥物注射針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而PM-CNV、DR患眼抗VEGF藥物注射針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4）。
表4
兩組患眼中不同病種抗VEGF藥物總注射針數及每只眼平均注射針數比較（針數；針/眼，±s）
對照組、觀察組患眼中接受3+PRN治療方案者，wAMD分別為223（66.4%，223/336）、431（57.2%，431/754）只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210，P=0.004）；DME分別為75（33.3%，75/225）、236（37.5%，236/630）只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RVO-ME分別為97（40.9%，97/237）、355（51.2%，355/693）只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498，P=0.006）；PM-CNV分別為39（44.3%，39/88）、111（53.9%，111/206）只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圖1）。
圖1
對照組、觀察組3+PRN治療方案占比比較 PRN：按需治療；wAMD：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DME：糖尿病黃斑水腫；RVO-ME：視網膜靜脈阻塞繼發黃斑水腫；PM-CNV：病理性近視繼發脈絡膜新生血管。1A示wAMD；1B示DME；1C示RVO-ME；1D示PM-CNV。**P＜0.01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照組、觀察組患者預約等待手術時間分別為（4.44±1.63）、（3.92±2.27）d，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340，P＜0.05）；注藥當天入院至進入手術室時間分別為（2.39±1.01）、（1.36±1.0）h，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780，P＜0.01）；手術前完成治療準備至等待進入手術室時間分別為（1.37±0.32）、（20.71±8.2）h，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8.390，P＜0.001）；入院至離院時間分別為（3.41±1.23）、（1.64±0.5）h，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060，P＜0.001）。
3 討論
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模式，是在玻璃體腔注藥日間手術[2]基礎上，通過建立專業的醫護團隊，集中區域管理，縮短服務半徑，采用分時段預約制等方法，從而進一步簡化服務流程，改善患者就醫體驗。而真實世界研究的核心思想是將所需干預措施還原到最真實的臨床條件中進行實踐，由于對研究對象采用較少的排除條件，因此該類研究在實際醫療過程中容易開展，且更適用于在廣泛人群中評價治療方法的實效性和安全性[3]。我院利用眼部疾病專科大數據平臺，將不同信息系統中的臨床信息通過數據采集、重構和整合，完成了對眼部疾病醫療數據的規范集成、深度挖掘和綜合利用，為開展真實世界研究筑基。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我院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后2年，真實世界中玻璃體腔注藥在臨床上治療眼底疾病的真實情況，探討分析了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管理模式的應用價值。
本組患眼中抗VEGF藥物治療者主要為DR+DME、wAMD、RVO-ME，分別為43.2%（2 013/4 659）、23.4%（1 090/4 659）、20.0%（930/4 659），共計86.6%，與徐建鋒等[4]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此外，本研究將DR和DME分開統計，前者指增生型DR（PDR）需行玻璃體切割手術（PPV），手術前或手術完畢時聯合玻璃體腔注藥者，占24.9%（1 158/4 659）；后者指首診時診斷為DME，僅行玻璃體腔注藥者，占18.4%（855/4 659）。目前，由于糖尿病全球患病率持續上升，DME和PDR已成為糖尿病患者中重度視力喪失的主要原因[5]。本研究中所涉及的DR患者接受玻璃體腔注藥比例也相繼增高，但依從性整體不佳。此外，本組僅有20.0%的患眼為RVO-ME，遠低于實際臨床占比，分析其原因可能為部分患者受限于經濟因素或畏懼多次玻璃體腔注藥，部分選擇玻璃體腔注射長效緩釋劑，如地塞米松玻璃體內植入劑。這在患者問卷調查中也有體現。本研究還對比了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后患者數量。除開患者年增長率問題，無論是wAMD、DR、DME、RVO-ME還是PM-CNV，數量上均有顯著提升，考慮與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后，集中管理模式的宏利體現，效率提高，等待時間縮短，為患者就醫診療帶來的方便快捷有密切關系。
本組患眼涉及的抗VEGF藥物分為融合蛋白和單克隆抗體，3個品種即雷珠單抗、康柏西普、阿柏西普。三者使用總體占比分別為44.40%（6 125/13 796）、29.62%（4 086/13 796）、25.99%（3 585/13 796）；不同抗VEGF藥物在治療者的每只眼注射針數分別為（1.32±1.99）、（0.88±1.58）、（0.77±1.77）針。其中以雷珠單抗使用者最多，其原因與雷珠單抗的適應證較其他2種藥物更為廣泛，以及更早進入臨床有關。我們對比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后抗VEGF藥物的平均注射針數，發現任何一種抗VEGF藥物，在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后，每只眼的平均注射針數均有一定的下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后，由于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患者數量明顯增多，而使得每只眼注射抗VEGF藥物的平均值有所下降。
本研究結果顯示，對照組、觀察組中wAMD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藥物分別為（5.14±4.56）、（3.59±2.45）針。觀察組接受3+PRN治療方案者較對照組下降（分別為57.2%、66.4%），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說明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的成立，盡管顯著提高了患者數量，但同時也稀釋了觀察組中wAMD患者的平均注射針數。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對照組、觀察組患者年齡分別為（69.18±8.59）、（71.71±9.49）歲，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其原因可能與觀察組患者年齡較大，依從性有所下降，導致3+PRN治療方案的分布低于對照組。盡管如此，本組wAMD患眼的注藥針數仍明顯高于國內同類研究的1.8次[4]，但與國外報道的首年平均注射4.9～6.0次尚有一定差距[6-7]。因此，在針對wAMD的慢病管理、疾病規范性治療及后期的跟蹤隨訪方面，有待進一步改善，為后期不斷優化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流程提供依據。
對照組、觀察組中DME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藥物分別為（4.36±4.91）、（3.24±2.77）針，兩組接受3+PRN治療方案者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目前每只眼注射針數及治療方案的規范化方面均欠佳，與專家共識和指南所推薦的5+PRN或6+PRN治療方案仍有不小差距[8-9]。目前，多數文獻支持抗VEGF藥物圍手術期用藥輔助PPV治療PDR。手術前玻璃體腔注藥可以顯著減少PDR患者PPV中出血，縮短手術時間，易化手術，提高手術安全性[10-11]；而手術完畢注藥則可以減輕手術后視網膜的炎癥反應，改善黃斑水腫，提高視力，降低手術后玻璃體再積血風險[12-13]。然而，與單純DME比較，本組DR患者的玻璃體腔注藥次數較少，這與Berrocal等[14]提出的PPV治療PDR的適應證應予以擴大相呼應。但如果對比PPV治療DR患者，圍手術期抗VEGF藥物治療，包括手術前和手術完畢注射抗VEGF藥物制劑，得到多數臨床手術醫生認可。
對照組、觀察組中RVO-ME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藥物分別為（3.98±3.71）、（3.14±2.15）針。盡管觀察組平均注射針數較少，但對比3+PRN治療方案執行情況，觀察組較對照組明顯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說明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的成立，不僅促進了抗VEGF藥物治療患者數量的增多，而且一定程度上規范了RVO-ME患者的3+PRN治療方案，患者依從性得到較大改善。此外，兩組中PM-CNV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藥物分別為（3.31±2.63）、（2.99±1.69）針；兩組遵循3+PRN治療方案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從3+PRN占比可以看出，針對PM-CNV的治療臨床醫生更傾向于3+PRN治療方案，這與兩項薈萃分析的3+PRN治療方案優于1+PRN治療方案結果一致[15-16]。
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是患者預約等待時間，還是注藥當天患者從入院至進入手術室時間，手術前完成治療準備至等待進入手術室時間，以及患者入院至離院時間，觀察組均有顯著縮短，這充分體現了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中心的成立可有效減少患者等待時間，提高注藥效率。該模式采取集中區域服務患者，大幅度減少了服務半徑。同時患者的護理、就診和手術前宣教等流程較前更加順暢，基本實現無縫連接，最大化地提高了醫護合作效率[17]，醫護人員工作效率顯著提升，最終在優化流程的基礎上，既保證了患者眼病的及時救治，又改善了就醫體驗。
DME、DR、wAMD、RVO-ME和PM-CNV是真實世界下患者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常見病因，本研究一定程度反映了真實世界抗VEGF藥物治療在國內開展現狀。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模式的建立，顯著提升了工作效率，大幅增加了注藥數量，患者遵循3+PRN的規范化治療方案明顯改善。同時，集中管理模式下，大大縮短了患者等待時間，提高了患者的依從性，患者整體就醫體驗改善顯著。盡管如此，由于我國各醫院的基礎條件和患者數量不同，尚無法充分說明哪種注藥方法和方式更為優秀，但在規范化治療基礎上簡化流程、方便患者、提高效率是大家的共同目標，建議應根據自身醫院條件，因地制宜，精準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