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皮質激素受體（MR）屬于核受體超家族，在視網膜和脈絡膜中均有表達。MR拮抗劑（MRA）在非眼科臨床上已有較長的應用史。多種細胞和動物模型顯示，異常激活MR參與眼底病理性血管新生、氧化應激、炎癥、水鹽平衡紊亂、神經退行性改變等一系列病理生理過程，應用MRA可緩解或抑制這些病理過程。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CSC）患者使用MRA治療后，患者視功能改善、視網膜下積液減少、中心凹下脈絡膜厚度降低。慢性CSC患者MR的單核苷酸多態性和血漿中醛固酮水平與可自發緩解的CSC患者相比均有顯著性差異。MRA眼部緩釋劑型和炎癥相關機制的研究可能成為眼底MR研究的新熱點。了解MR和MRA在眼底疾病中的研究現狀，以期為之后的基礎研究和臨床治療提供參考。
眼底疾病是指發生在玻璃體、視網膜、脈絡膜以及視神經的炎癥、滲出、增生等一系列病理生理變化的眼科疾病。由于其高致病率、高致盲率，這一類疾病也得到了衛生醫療領域的重視。隨著近年來對其病因、解剖及病理機制研究的不斷深入，臨床醫生也獲得了相較過去更為豐富的治療手段，眼底疾病內科治療也取得了許多階段性進展，但由于其疾病譜繁多，病理機制復雜，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探索更多、更有效的治療手段，提升眼底疾病的臨床診療效果。
目的對比分析一站式玻璃體腔注射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藥物（以下簡稱為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后真實世界中玻璃體腔注藥的應用情況和不同管理模式下的成效。方法回顧性臨床研究。2018年7月至2022年6月于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眼底疾病患者4 015例4 659只眼納入研究。其中，男性2 146例，女性1 869例。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wAMD）968例1 090只眼；糖尿病黃斑水腫（DME） 654例855只眼；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980例1 158只眼；視網膜靜脈阻塞繼發黃斑水腫（RVO-ME）916例930只眼；病理性近視繼發脈絡膜新生血管（PM-CNV）275例294只眼；其他眼底疾病222例332只眼。共計注射13 796針抗VEGF藥物。將2018年7月至2020年6月于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成立前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1 252例1 403只眼作為對照組；2020年7月至2022年6月于玻璃體腔注藥中心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2 763例3 256只眼作為觀察組。對比觀察對照組、觀察組玻璃體腔注藥的總體針數、按疾病分類后每種疾病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分布狀態、選擇3+按需治療（PRN）方案的比例、不同抗VEGF藥物的臨床應用分布，同時使用問卷調查記錄患者等待時間和就醫體驗。兩組間比較，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結果 4 659只眼13 796針抗VEGF藥物中，對照組1 403只眼4 762針，每只眼注射（3.39±3.78）針；觀察組3 256只眼9 034針，每只眼注射（2.78±2.27）針。兩組患眼平均注射針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900，P＜0.001）。對照組、觀察組患眼中，wAMD者分別注射1 728、2 705針，平均每只眼分別注射（5.14±4.56）、（3.59±2.45）針；DME者分別注射982、2 038針，平均每只眼分別注射（4.36±4.91）、（3.24±2.77）針；RVO-ME者分別注射942、2 179針，平均每只眼分別注射（3.98±3.71）、（3.14±2.15）針；PM-CNV者分別注射291、615針，平均每只眼分別注射（3.31±2.63）、（2.99±1.69）針；DR者分別注射683、1 029針，平均每只眼分別注射（1.60±1.26）、（1.41±1.05）針。對照組、觀察組患眼中接受3+PRN治療方案者，wAMD分別為223（66.4%，223/336）、431（57.2%，431/754）只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210，P=0.004）；DME分別為75（33.3%，75/225）、236（37.5%，236/630）只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220，P＞0.05）；RVO-ME分別為97（40.9%，97/237）、355（51.2%，355/693）只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498，P=0.006）；PM-CNV分別為39（44.3%，39/88）、111（53.9%，111/206）只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2.258，P＞0.05）。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照組、觀察組患者間預約等待手術時間（t=1.340）、注藥當天入院至進入手術室時間（t=2.780）、手術前完成治療準備至等待進入手術室時間（t=8.390）、入院至離院時間比較（t=6.060），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一站式玻璃體腔注藥模式可顯著提升工作效率，大幅增加注藥數量；極大縮短患者等待時間，患者整體就醫體驗改善明顯。